而在企业抵押贷款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土地与房产作为抵押。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和实践就是为了在投融资便利、制度创新上发挥更大作用，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可以放到上海自贸区来实现的，中国的投资者缺乏投资品种，大量的融资者也在中国，但是没有好的市场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当然，香港市场的上市制度也存在某些限制，比如香港市场也有汇率问题，至少现在港币是紧盯美元的，同时也有制度的风险。

这一问题就牵涉到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抉择问题，中国不光是阿里巴巴一家在境外上市，类似优质的企业现在已经有几家了，比如腾讯、京东等等，中国的老百姓不能够享有这些优秀企业成长中的投资机会。但如果在这个情景下，中国没有开发出能吸引自己企业的融资平台，中国的融资投资就只能通过美国市场（或其他国际市场）来运作，于是美国金融市场成为了中国这些新型创新型企业的投资银行，这个结果肯定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举一个可以创新的例子，中国现在非常缺的市场是中长期债券市场，中国的中长期发债方只有那些风险较小、信用评级较高的大企业。更进一步，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有很多投资者，资金在中国，同时还是中国企业需要融资，但是要到美国去才能做这件事情，交易成本就会非常高，这个肯定不是最优的解决方案。二是汇率风险和国家风险，中国企业都在美国融资，而中国企业需要的都是人民币，中国投资者到美国投资，最后也还是需要人民币，这里就存在汇率风险的问题。

说到底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所以需要有制度上的创新。（本文源于作者 中国银行家（陆家嘴）高峰论坛所作发言，作者曾经担任《中国经济评论》的执行主编。政府也是系统内生的，又如何对经济系统实施控制呢？在我们以国家的名义颁布一个又一个法令，对本属市场化的行为作出行政限定时，有否考虑到这一点呢？破除了计划经济的神话后，理性的谬误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在承认市场的同时，认为政府是一个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独立者。

市场依靠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互利而自愿的交换与契约来配置资源，而不是依靠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的行政隶属和计划分配。这一命题成为计划经济的根基，但随后，针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使我们看到了这种理性的局限性。在集中计划体制下，决策出了问题，不是因为体制的弊病，而是因为计划不科学、政策失误、管理者素质差，等等，换上一个更好的专家就行了，因为只有中央计划者与管理者所组成的政府是有理性的。在这里，个体的理性往往表现为群体的非理性，市场处于混沌无序（事实上另一种有序）的状态。

应该承认，改革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某种自上而下、有领导、有步骤进行的办法，甚至要强制执行。政府希望证券市场是一个进行长期投资的稳定场所，这无疑有其道理，但问题是该对新兴市场作何要求。

反之，任何单纯地限制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以吸收长期投资资金入市的措施，都将适得其反，对市场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在股票市场上，信用是可以管制的，因而沿用计划经济下的一些传统手段对其进行管理，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忽略个体理性存在而导致的理性谬误。理性人假定伴随经济学已存在了几百年，这期间无论怎样放松假定，其内在的逐利要求（最大化行为），作为理性人的根本特征却从未改变过。认为政府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理性的谬误，根源在于传统的计划思想方法。

由上可知，为了推动市场的发展，政府的作用应是促进中介系统的形成和完善。个体在利益所及的范围内表现出理性，理性的边界则表现为利益的边界。这是市场发展的进化过程（进化不等于缓慢发展，如果有完善的中介，一样可以引导需求，加速发展的过程）。资金地位的软弱限制了中介实力。

在东方封建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中，这个情节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证券主管部门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对投资者干预较多。如此，规范的义务就使政府成了每一项市场行为正确与否的判断者，为此制定的大量行政条例性限制，使市场主体被缚、活力受限。

我们可能已走入一个误区。在改革的设计上更重视自上而下，由专家设计替代个人思考。

如果真的彻底分离了，证券中介的资金地位将更为软弱，进而带来一系列的后果。目前关于游资的讨论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倾向于为资金寻找投机渠道，这无疑是克服理性谬误的一次尝试。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则把最大化行为假设看成是对普遍经验事实的概括。这加剧了个体理性对政府理性的不信任感。如果注意到目前世界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银证分离后，又出现了日益明显的银证融合趋势，这一趋势从客观上反映出银行与证券各自的内在要求，则对此就应有清醒的认识。对投机作不恰当的要求，实质上是政府理性排斥个体理性在证券上的一种表现。

以下笔者试图运用已构建的理论框架，对我国证券市场加以分析。前者说明，如果因观念上的失误而对投机作不恰当的限制，则可能陷入管理上的误区，给市场发展带来影响。

改革所带来的各阶层分化，也使得政府理性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计划的思维定势导致一些人认为政府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用传统的计划办法来管理甚至任意废立市场。

各种各样的利益要求（在形式上，一个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对于逐利机会的创造）成为经济系统运转发展的原动力。这里有可能存在两个误区：（1）将投机视为一种附带成本，能抑制的尽可能抑制。

（作者系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进入专题： 理性 信用 自由 证券市场 。另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的产生自然有经济上的内在要求，但要求并不等于条件具备，政府在推动市场建设时，是否注意创造了必要条件？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后者可能意味着新兴市场中，投机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实际上，我们已取得的改革成就，绝大多数出于当事人自己的创造。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认知有其合理之处，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则有较大局限。

由此推而广之，政府似乎也应该放弃父母官的心态，相信投资者是有理性的，能独立地为自己的抉择负责。在具体的分离操作时，亦应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或者父母强制他们绝交的原因是因为他曾杀人，但女儿的答复却是：他那天杀人是为了保护我免遭流氓的凌辱。改革后，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迅猛发展，这当中政府起了重要作用，也引起了不少非议。

但是，目前是否真正准确把握了对这种理性的认识还是个问题。与此同时，政府还是个市场的管理者。

原因在于市场规律本是各种市场主体行为的综合表现，政府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对其他市场主体行为产生影响。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每一次跃升，都意味着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具备。政府扮演的不同角色间的博弈，表现为政策多变以及各种政策相互之间冲突。集体行为会产生个人单独工作的鲁滨逊社会的不存在的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free rider）、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合乎理性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以及选民冷漠（voter apathy）等等。

如何防止小集团利益所带来的非理性，在各国并没有统一有效的方法。兰格（Oskar Lange）提出国家计划部门可以运用大型计算机，通过计算求解一系列联立方程组，以模拟市场，确定价格、工资和利率，从而平衡供给和需求，进行合理的经济核算并解决资源配置。

然而其发展也受到客观环境的严重限制，主要表现在筹集资金困难、政策限制过多两个方面。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其中众多奇特的矛盾组合：一方面埋怨政府插手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又不时要求政府救市。

一、引子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借助了无数推动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莫过于信用杠杆。由于所从事的活动风险极高，加上大量业务要求事先垫支，证券市场中介需要大量的自由资金作为后盾。